王淦昌同志是我最敬重的功德双全的老科学家。他离开我们走了，消息传来，我顿感震惊、惋惜和悲痛。一个多月前，我到北京医院探望他，称赞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他谦虚地说，与整个事业成就相比，他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表现了一个科学家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我提出高科技发展怎样才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他立即表示：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应该充分重视，反映了一位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殷切期望。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次亲切的会面和交谈，竟成了我们40多年交往的最后诀别。
我认识王老是在50年代初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他是新中国核科学研究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当时他正致力于宇宙线研究，兴致勃勃地与我谈起在宇宙线观测中发现许多奇异粒子和筹建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的情况。1956年，周恩来总理领导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他主持研究制定了原子能方面的规划，经钱三强等同志修改定稿后上报，被列为国家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正在建设中的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科研基地确定了研究方向和目标。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成为当时联合所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蜚声国内外。
正在这个时候，中苏关系发生严重变化。为了全面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业和研制原子弹，1961年4月，我同三强同志一起邀他谈话，想请他参加原子弹研制的科技领导工作。他立即郑重表示：“愿以身许国。”对我们提出的因涉及国家安危，必须严格保密，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等要求，他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可以做到。”以后，我在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特别是在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几次见到他。当时他虽已年过半百，地处高原，环境艰苦，工作劳累，但他总是精神抖擞，热情洋溢，对原子弹研制中许多重大技术问题，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亲自参与实验研究。他学识渊博，思想活跃，但从不固执己见。1964年3月，我在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参加讨论。当时原子弹研制已闯过重重难关，全面完成已指日可待。但炸药成型工艺尚有两种方案，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抉择。他原主张一种比较先进的工艺方案，经过几十次试验，效果不错，前景看好，但是另一种比较传统的工艺方案，更为现实可靠。为了争取时间，保证成功，他爽快地同意第一颗原子弹先采用后一种工艺，而暂时搁置了自己的方案。他这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我由衷敬佩。
王老非常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曾提出过多项对发展高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议。1964年，他提出关于开展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预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发展我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制定了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技术事业的发展。
王老是一位对核科学事业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又是一位赤胆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把自己结婚时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献给国家。1960年他从苏联回国，得知国内经济困难，又把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省吃俭用积蓄的卢布，全部捐献支援国家建设。他还把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所得奖金和其他奖金，捐献给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作为子弟学校奖学金和设立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他在科学上的一切成就，也正是为了国家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
王老治学严谨，工作认真，深入实际，无论组织领导工作如何繁忙，始终坚持在科研第一线。他的学风和工作作风足为一代师表，深为学生和同事们钦佩和敬仰。他谦虚质朴，平易近人。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助人为乐，特别对青年后进更为热心鼓励奖掖。他富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对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真诚拥护，积极执行，对社会种种腐败现象则深恶痛绝，坚决反对。他是一位真正功德双全的科学家，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的楷模。
王老已经离开我们走了，但他对核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他的高尚精神品德和思想情操，将永远留在人间；他为之终生奋斗的中国核科学事业也必将继往开来，兴旺发展。
王老，安息吧！
（作者为原中顾委委员、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